送走了王建平，高明楼坐在躺椅上，低着头，微微地闭着眼睛，他一边吸着卷烟，一边寻思着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农村的过事情况。红事不说，专说白事。八十年代初，农家户送走一个老人，提前准备好棺板老（寿）衣的，二百来元就能办个体面事。这往后一年五十、一百地往上加着，到了九十年代初早都过了千，往后一年一千一千地往上加着，前些年他送干大时，嘎嗒马希（杂七杂八）花过了一万。这又过了几年，眼目脚下谁家要送个老人，你要是没有个万二八千的，你就别动事。唉，这样下去怎么能行？这阵势都是有钱人把事情给哄上去了。农家人口头上也讲“有钱埋钱，没钱埋人”，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，没钱人家也都是踮踮脚硬撑呢，就是借钱也要把事撑硬，不然的话，惹乡党笑话。
高明楼早就看不惯这种攀比陋习在村子里愈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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